歷史檔案的惆悵與想望
歷史檔案的惆悵與想望 —
李繼忠個展「無法憶起我怎樣到達這裏」（節錄）
文：Vivian Ting
香港是一座失憶的城市。大伙兒為求搵食，任由城市發展推倒古蹟、也順帶推倒時間所凝聚的人情與社區。政府不設《檔案法》，得以肆意銷毀13多萬米的文件，而官方號令所及，檔案處等記憶機關更板著一副諱莫如深、拒人千里的冷面。假若有關香港的檔案資料一一散佚，我們還認得出自己的面貌、記取香港何以為香港嗎﹖檔案資料可以告訴我們什麼香港經歷﹖
「檔案」包羅了形形式式的「歷史證據」，如商業合同、法案文件、地圖與圖則、口述歷史訪談、新聞錄像、又或立體建築模型等。「檔案學」更將不同媒介材質、不同類別的「資料」分類、整理、歸納，使之凝止於時間流動之中，保留過去確確實實的記憶。檔案的搜集、編目與記錄必須恪守所屬機構的工作規章以及學術領域的邏輯，試圖從無序的萬事萬象中掌握過去，彷彿也就找到了知其所以又心安理得的依歸。
可是，不少檔案學學者均指出文獻徵集、整理檔案分類以及保存檔案記錄的過程，參與者無法保持客觀的立場，檔案保留的決非無庸置疑的「史實」「事實」。近年檔案學更關注大眾如何使用檔案，檔案室如何演化成知識及意義產生的場域。畢竟保存檔案資料、卻又任由它束之高閣，我們所保留的只是了無意義的零散資料、不痛不癢卻又無從探究的記憶。
一頭栽進文獻資料堆，藝術家李繼忠研究檔案文獻，試圖連結不同時空的人與事，發掘過去之於當下、之於我們的意義。與歷史學者職志相近，藝術家的研究旨在理解過去與現在的聯繫，重塑我們對於某一歷史事件的論述。可是，李繼忠的研究不同於歷史學的考據。歷史學者試圖接近真象、理解世事變與不變的脈絡﹔藝術家追尋的卻是時間的幽幽微光 — 那些藏匿於時間縫隙、游離於記憶與遺忘邊緣，看不清摸不透卻又隱然透著七情六欲的生命之聲。歸根究底，李繼忠想要捕捉過去的吉光片羽，以其藝術語言訴說平凡小人物浮游於時間之流掙扎求存的故事。其個展「無法憶起我怎樣到達這裏」，對照40年代日軍忠靈塔與英女皇銅像的不同命運，重拾戰地香港的悲歡離合，反思人如何面對時代、面對制度崩壞與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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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檔案屬於誰﹖答案當然並不僅僅屬於專家、學者，又或研究人員，而是任何想要認識這座城市的人。這些人有的生於斯長於斯、有的熱愛此地想要明瞭其前世今生，也有的驚訝於這座城市跳脫旺盛的生命力，有意探究其曲折經歷。李繼忠的創作以其藝術語言重新掌握檔案文獻的詮釋，開拓我們對於檔案文獻、對於香港史的想像。他說﹕
「歷史當中的『人』已逝去，但留在『物』身上的蛛絲馬跡，卻可以是創作的養份，因為它是追索『人』的存在、說話與行為最佳的憑據。」
或許平凡小人物的故事並不足以載入史冊，但藝術家卻相信每個人的經歷也反映了時代的不同面貌，藉以戳破我們對過去的迷思，重塑歷史的既定論述。爬梳歷史圖片、軍隊文書、宣傳海報等文獻資料，他創作了一段三頻錄像投影，以駐港英軍、日軍妻子及忠靈塔守墓人的眼睛，回看人如何活於亂世、如何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遊走於虛構與現實之間，作品從個人微不足道的感情擴展至社會集體的情緒感受，提供了另類「歷史文本」討論一段日漸失落卻未敢忘懷的黑暗時光。
作品由一封英軍將領的私人信件展開，講述有關女王銅像失落日本的情報與坊間報導有所出入，幾番催促軍方調查不果，不得不任由真相湮沒。面對時代洪流，確實沒有幾個人做得了主。對於來港探望丈夫的日軍太太而言，她冷眼看著軍國主義的發燒發熱，猜度自己與丈夫可望而不可及的距離。孤獨一人，她漸漸享受周圍環境的肅殺，寧願「被薰黑的黑暗包裹著，跟恐怖產生一種親密關係」。同樣活在黑暗中，忠靈塔的守墓人嘗試說服自己「時間是一種必須急切被消耗的東西」，被日軍抓去當苦工並無不妥，反正勞動證明自己依然有用。可是，他始終不明白忠靈塔有什麼值得守護，更搞不清眼前一切暴力破壞所為何事。
過去我們閱讀日治時代的香港，幾乎就以「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等字眼草草說明三年又八個月的暗無天日。我們記得日軍屠殺平民、餓荒鬧得人人瘋狂至吃屍骸吃活人、還有物資短缺得林木遭砍伐清光、家居銅製品也遭搜刮淨盡…藝術家的創作卻從無力對抗時代的小人物著墨，反思個人如何置身於失常的世界，從崩壞的制度尋求「正常」的生活。故事的主人翁要麼追求真相、要麼渴求一段溫暖的親密關係，又或僅僅抓著見用於世的憑據。這些卑微的願望展現著人所以為人的欲求，但處於動蕩時局之中，一切顯得奢侈而不切實際。三段故事編織出社會環境之於個人經歷難以名狀的質感—失重無力、壓抑冷漠、困惑不安—無法以理性分析，卻又真切的承載著個人以至集體共享的生活感觸。
不過，藝術作品終究不同於歷史論著。李繼忠的創作既可視為貼近時代脈搏的另類文獻，也可看成是警世的當代寓言。影片不時掠過停頓的時鐘、浩瀚無邊的汪洋、又或重重疊疊的花枝亂影，暗示著時間予人的不同觀感。在時間流動中，我們如何理解自身所處的時代﹖
戰爭迫著日軍妻子適應生活的困頓，也擾亂了她與丈夫的二人世界。她委托鏡師把丈夫的形象鑄於鏡面，好教他的臉時時活現眼前。但夫妻的隔閡日深，她只得不斷拭抹鏡子，妄圖從鏡像尋回曾經彼此靠近的溫暖。當鏡象取代真實，她看到只是自己所投射的幻想，再也無力回到現實、認清現實景況。她的狹小世界尚未開展，彷彿已然走到盡頭。一如她說﹕「一直以為花是慢慢地枯萎，但原來可以一瞬間就枯萎了」。
耐人尋味的是，守墓人為求打發時間，天天大聲誦讀幾份尚且出版的報紙，冷眼看著各國互相攻伐。對著死去的人、看著活生生的野蠻暴力，他赫然發現「系統崩壞之後，變得沒有好壞之分」。一旦抹去是非對錯的判別，一切文明秩序皆了無意義。或許他受不了的，不是戰爭、也非孤獨，而是生命荒蕪又漫長，世上再沒有什麼東西值得爭取。
從英軍的無奈、守墓人的麻木以及日軍妻子的落寞，李繼忠的錄像作品以個人零碎的觀感編收日治時代的強權暴力、以及個人流離無所依的茫然。當中不同人物的獨白看似散亂無章，卻又以個人聲音穿透國族大義、世界局勢等宏大論述，映照出有關日治時代香港歷史論述的單調。加入藝術的想像，作品以今天的經歷回想昨日的五味紛陳，故事的情節以及反覆出現的影象也可看成是意味深長的寓言，由得觀眾按著自己對於時代、對於檔案資料的運用而歸結出其當代意義。或許這就是藝術家所給予我們的慰藉。好的壞的終會過去，但我們能否堅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回應時代的挑戰﹖其實，戰事早已結束，但當中所衍生的糾結 —如何面對強權壓迫、如何理解暴力所觸發的絕望與反抗，仍然有待梳解。
面對後現代思潮的挑戰，檔案學漸而以資料檢索為重心的工作，轉向思考檔案如何演化成知識及意義產生的場域。檔案學的未來是什麼﹖學者Terry Cook指出﹕
「後現代思潮提倡全新的開放態度、全新的工作視野、不懼於發問又或被質疑的精神，以及敢於反思與承擔的專業操守。後現代思潮也要求檔案專業人員接受本科的歷史建構、理解自己如何左右檔案內容，以及揭露自身的偏頗。後現代思潮看到故事的價值多於資料編排的結構、關注邊緣與中心、樂於保持檔案的多元混雜，又承認其普世公認又確實的一面。」
檔案學著力有系統的收集、整理知識系譜，而後現代的檔案學更重視對其系統邏輯的省思，以及資料如何建構不同的論述，甚而與時代、與不同社群對話。
檔案學是屬於社群的。而文獻檔案帶來的「想像」不單在於檔案的建構是否能包容不同的參與者、其建構過程能否開拓思考的空間，更在乎文獻資料所涵蓋的內容如何協助讀者發掘文明的理智與感性，並且不斷隨著時間之流而加添上新詮釋。李繼忠以檔案文獻作為創作手法，不但紀錄了日治時代的故事，卻也投射了其對未來的期許—發掘文獻的多元聲音、拓展我們對香港、對自身過去的想像。大抵搜尋任何與過去攸關的資料不過為了尋找自我、尋找我們對自己所為的肯定。就在腥風血雨的當下，香港人如何收集自己的過去﹖如何詮釋自己的過去，尋找改變局面的動力﹖
Vivian Ting @ Art Appraisal Club
201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