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無法回來的意思
就是無法回來的意思
一個關於「海」與「離散」的研究（節錄）
文：李繼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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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關於遺迹與保育
廣州市文化局於2002年9月1日公布日軍「日軍華南防疫給水部粵海港檢疫所」被列作「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C W84號），那正是1941年4月，日據時期的廣州市工務局收南石頭部份土地 設立粵海海港檢疫所 ，亦是唯一一座南石頭事件中被評級的歷史建築，但至今仍然有六座建樓物有待被考古評估。2017年2月22日，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 代表曾到南石頭進行考察，並宣稱考慮籌集資金進行保育與城市規劃。同年3月 ，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五次會議中有23位政協委員提案，建議「建立廣州南石頭侵華日軍細菌武器大屠殺受害者紀念碑與紀念館」，並決議盡快「保護遺址與建築，分期分步籌建紀念館」。2年過去了，當我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到南石頭進行實地考察時，難民所遺址四週圍上鐵線網，裏面原有自行車廠的建築物除了圍牆外，基本上全部被拆除。難民所遺址附近亦未見有「歷史建築掛牌公示」和「保護文物」 等標示，個別建築物因日久失修而開始出現倒塌危機。例如：檢疫所建築主體日久失修，頂部因為颱風和天雨關係受到嚴重破壞，內部天花有漏水跡象。而且建築的部分被塗污、破壞（如門口頂部天花有焚燒的痕跡）與拆除。正門兩側以及門前的兩條石柱上，都塗上文革時代的共產主義語句，以及正門天花上仍殘留所有日文的標貼，理論上應該以一個歷史建築物的歷史整體性來完整保育。在1994年時，第二層的所長室還在。此外，建築前的架構與道路被佔用並改作當地的南河道派出所，檢疫所的空地興建了斜路導向山崗上的民居。以保育來角度，建築的整體脈絡被破壞與中斷，因為香港難民上岸後，必先到檢疫所進行初步檢疫，其後再分流到難民所、其他部門或直接釋放。因此，根據來自順德的梁先生 所繪畫的地圖，檢疫所亦稱「上所」，而「下所」則在西面的另外一個檢疫所，現在是民居。「上」「下」之區別可以是地理位置，也可能是難民進入南石頭的次序，因為日語中的「下所」有「下一個場所」的意思。據譚教授稱，在2016年他與志願者及工程師到檢疫所勘察後，覺得建築物有倒塌危機，所以敦促文物部門去維修檢疫所建築物，之後據悉批下大概十萬元人民幣左右的經費。但遺憾地時至2020年相關部門仍未進行維修。
另一個跟事件有關的文物——「粵港難民之墓紀念碑」處於南箕路旁一個安裝了上鎖金屬大閘的社區中，非居民無法進入。小區門口亦欠缺指示牌。紀念碑四週的公共空間被居民佔用放置雜物，成為私人空間的延伸。紀念碑的後方安裝了不同中共歷史脈絡的敍述展示板，但玻璃後塞滿了垃圾，可見沒有人維持整潔。
至於其他懷疑是二戰的歷史建築群，例如粵海港檢疫所和南石頭村西北方，譚教授所推測是「檢疫隔離」建築群、南石頭難民所廚房以及山崗（原日本山）上的被塗上紅十字的醫務所等等。現有的參考資料主要來自90年代初附近居民與前難民的訪問，現階段只靠社區脈絡、當時日本人就難民所的部署等因素作出合理猜想 。在新中國成立後，該區分別有廣州自行車廠與廣州紙廠宿舍建設項目，同時村民亦有佔據和作出不同程度的僭建或修改上述的建築物的做法 。
各研究者或關注事件的人曾多次向廣州市政府提出保育南石頭以及宣揚這歷史事件的建議，甚至亦聯同合作單位構想一個以「南石頭屠殺事件」的博物館與主題公園園區，但後來因為自行車廠清拆、土地業權以及廣東市政府想把那片原工業用地作商業用途等等的問題，以及2020年的疫症，建議就不了了之。
現在的難民所原址被規劃給前瞻產業研究院旗下的「南石28創意園」，而前瞻產業研究院 號稱是一間跟政府、學院與企業三方合作，致力發展企業與地產規劃與大數據研究的公司，同區中「31路攝影創意園」已經開始營運。原本是上所或日本山位置現在仍是民居，南石西小區主要是戰後定居的居民、工廠員工以及從事回收業務的人士。洗木池的對岸則仍然是工廠。南石頭北方的太古倉與大阪倉一帶已成功由貨物轉運站轉型活化作康樂文娛區，週邊一帶地段也如雨後春筍一樣建築民用屋苑、酒店、商場與商業大廈。這一種仕紳化的傾向很有機會和南石頭一帶蔓延；企業如前瞻產業研究院開發原本專門開發輕和重工業地段，現在轉移至開發文化藝術工作室與科技研究室。如果市政府把具有珠江口岸風景的南石頭開發成純粹保育和紀念戰爭歷史的博物館區，而放棄發展成為集各地產項目和商業發展於一身的多功能區域，而在現時中國大陸的發展脈絡中，個人認為那機會較低。另一方面，城市往原本是郊外的區域擴張是常態，而帶有歷史價值的地段，現在已有一大部分建有住宅高樓，試想想，如果難民所與屍體發現的事件被包括在博物館的論述，房價難恐會受到嚴重影響。因此，在這一個時間點上，保育與地區發展成為了矛盾，企業、財閥與市政府之間的合作（或角力）漸趨明顯。
至於在政協第十二屆五次會議中提倡『市文化、文物部門可牽頭開展現場有關文物的考古勘探』，必然牽涉相當大的難度，原因在曾掘出骸骨的南箕路一帶，現已發展成不同小區，若然要進行勘察的話，必須跟小區居民與管理長期協商並達成共識。如果是在南石頭難民所遺址，難度相對較低，因為遺址中的自行車廠已被清拆。不過，我在2020年初觀察到在遺址中有人駕駛大型機器開始全面清理瓦礫，推測是準備建設，但未知是私人財閥還是市政府。若果建設工程一但展開，即使有新的考古發現，恐怕透明度會是一個重要保育因素，否則發展商為了不阻礙工程進度，會把發現隱瞞，因為一但發現骸骨，恐怕會影響日後地產項目的聲譽和利潤。
以上都是關於硬件的問題，如果要進一步推進建築群的保育，無論是物業的地契、業權、建築物的結構等進一步研究都需要從官方資料與邀請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進行進一步考證，隨之而來，就是啟動向居民諮詢、研究收地再勘察。不過，政治因素與地方權力角力比上述更關鍵。
至於軟件與公眾教育方面，自90年代始，一眾地方教育工作者與保育人士亦進行過訪談一對象主要是圍繞著附近居民。但我認為需要更有系統和縱貫研究 (longitudinal) ，第一，必須要向現仍在生的廣紙與自行車廠工人進行訪談；第二，與當地村民以及難民所的生還者進行訪談；第三，正正現在我這個項目進行中的部分——透過社交平台與本地人脈，向廣東與香港公眾進行公開徵集 ，以求尋找所有當時曾經被遣返的香港難民、他們的親屬和第二或第三代。據馮奇所述『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國民黨快要接收難民所時，當時難民所剩下的難民很少。香港來的難民所剩無幾。幾千難民就此四散，不了了之。 』，加上香港難民在戰後有機會留在廣東省甚至中國大陸其他城市定居，所以第三部份是很多不穩定因素，相對需要較多人力與時間。在公開徵集中，我主要關注是死傷者的身份，以及遣送到廣州的香港難民的在地後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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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去年開始疫症蔓延，在某程度上跟南石頭事件產生更強烈的連結和共情，即使我和其他人所感受的，遠遠不及當時難民所受的萬一。是次項目的作品曾在不同展覽和場合中展出過，每次我總想找出在當地展出的理由。在黃邊站當代藝術研究中心展出的除了是一個記憶碎片中殘留的場景，亦引領觀眾與参加者進入公共項目——分別是一個叫「海邊散步」的行走項目以及露天放映，後者令我再一次思考作品對於當下和在地性的意義。令我深深感動的，莫過於在難民所原址放映作品。事前沒有太多預設，例如村民怎樣看待「藝術作品」，還有能否解開「歷史的謎團」。在放映期間，銀幕前坐滿了年輕的觀眾，一邊有村民在七嘴八舌討論祖輩怎樣挨過佔領時期，年紀老邁的婆婆在來回溜躂、放狗的村民站著看影片，另一邊廂有神情嚴肅的街道辦事處職員到場不斷拍攝：他在留心錄像內容的同時，也分心看看觀眾反應。錄像作品的獨白與聲效混合了遠方珠江上的運貨船鳴苗聲，以及工人正在修建觀眾背後的功德祠。也許，我不能冀望一個項目就能一一梳理歷史複雜性，也不指望在研究過程中的「新發現」能發人深省；但把作品帶離習慣的藝術場域，為它加進了生活感與在地性，把作品與現實重疊，至少可以開啟跟不同種類的人對話的可能性。
在項目中曾訪問過一位93歲的老太太，她曾經歷過難民所、抗戰勝利、國共內戰、新中國、公社年代等等，我亦把她和訪問內容轉化成戶外放映中展示的作品——《通向深海的狹道，第五章：長夜將盡》（2020）。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訪問和交談中，她總表示出深深刻印在腦海的，不是戰爭中人浮於事的苦，而是在往後80年間，她如坐在顛簸起伏的小船上亦處之泰然，社會福利制度是她心之所安，那正正是她的「真實」，而不止是檔案中記載的數字與事件來龍去脈。
當不同的藝術家一直希望作品不要給歷史一個定論，因為我們總相信藝術所帶出的想像對於現實生活更有創造力，觀眾可以自己去完成留白的部分。跟同行的藝術家朱建林討論到這方面時，提及年輕一代可能面對那個「想像空間」時，也力不從心去填補和創造，因為多年的權威性的教育和社會制度框架令到產生「想像」的機制、語彙、技巧都缺席了，那亦是本節初所提及到歷史研究中批評式思考的根本之一。在黃邊站的一場分享會中，有一位朋友提問：怎樣延續這個項目？或許藝術家可以透過創作在知識層面上推廣歷史的兼容和創造性，就如上述對於歷史與當下的梳理和批評；此外，筆者還深信，藝術作品的感受性可以超過理性思維和語言，在了解苦難後對世界更加關懷，那股微光可刺激人性中對善性的追求。
（文章寫於2020年6月。2021年2月修改。）
文章刊於《郊外》（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