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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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 高清 | 彩色 | 07’28” | 雙聲道 | 中英文字幕

『這部電影獻給那些無法再回家的人。』

在拍攝紀錄片的某日，出資拍攝的上海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的日籍電影製片人川喜多長政邀請了幾位朋友來到現場探望導演，並拍了一張片場合照以作紀念。我第一次驟看相中人，他們眼睛焦點都落在不同地方，我誤以為是一群上海文藝電影圈中人在趁熱鬧；事後因緣際會再細看，那「孤島」中的藝術創作逐一把相中人的身份、難民遷徙、各政體的角力一一連接起來。

1938年，化名作蓋特爾德・沃爾夫森的女紀錄片導演在水晶之夜後逃離德國，來到上海尋求庇護。作為一名流亡藝術家，沃爾夫森沒有帶上太多拍攝設備，但希望能拍攝一部關於虹口區猶太人聚居區「無國籍」同胞的紀錄片，並在美國發行，籌集戰爭救濟基金來幫助同胞。

1939年春末，沃爾夫森在考察完一個拍攝地點後，她找上了川喜多長政，又或許是相反，她被找上了。川喜多跟張善琨等當地電影人合作，努力開創一條「非抗日」與「非日傾」的中間路線，戰爭期間達至「中日和諧」。維持中間路線除了要解決實際營運上的經濟困難（滿洲映畫協會與汪精衛政府的壓力），同時要費盡心機平衡各方（重慶國民黨、日方、共黨黨派來的刺客暗殺）。適逢「河豚計劃」甚囂塵上，川喜多決定資助沃爾夫森，並修書一封寄給好友——紀錄片製片岩崎昶。剛巧不久之前岩崎昶的無產階級電影聯盟剛受日本當局政治壓力而被迫解散，他收到了川喜多的信，邀他再次到上海觀摩交流。數年前是受魯迅的邀請來滬，現故人已去⋯⋯或許這一次可以幫得上忙。

沃爾夫森一心只想好拍攝紀錄片，但很快就意識到操作上的複雜性——為了避過日軍的審查 ，電影菲林必須送到當時尚未被日軍染指的英屬香港沖洗，其後再運到其他內地主要城市進行後期製作、創作多個版本並因時制宜發行。那天，貴為汪精衛南京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褚民誼，帶上了兩位剛由文壇進入電影界的新貴——穆時英與劉吶鷗，一起來到猶太隔都拍攝現場「探班」。一向熱愛攝影的褚民誼，平時出入官方場合也不介意親自替黨代主席拍攝留念，當他看到沃爾夫森的16毫米攝錄機，也忍不住躍躍欲試。穆與劉當場認出了岩崎，回憶起那年在他們共同成立的水沫書店中經魯迅介紹而寒暄一番。

在相機背後的川喜多長政，把他們的表現一一看在眼裏，並著助手馬上按下了快門鍵。

1940年，沃爾夫森把完成了八成的紀錄片命名為《離開祖國的人們》；但在德、意、日三國締結同盟後，日軍把拍攝項目煞停，紀錄片的菲林正本亦因此下落不明。

一張看似漫不經意的合照中，人物之間的表面和諧顯得不協調，在離散中的藝術實踐可以隨時面臨著生命危險。或許，相中人的濟濟一堂已在共時的動力中，於《流亡影院》演活了一套時代劇；沒有巧合與虛構，因為真實比想像的更出人意表。既因時代背景而產生的衝突和矛盾，和眾多意識形態交錯中，身份、立場與人性變得流動而且多層次。